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云：《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

(同上，第206页)从该句的表述看，天仍是外在的，即超越的(外在于人就是独立于人)。(2)在我们可以通过感官认识的自然世界之外。

使事物存在和获得自己(是其自身)的是存在。这一说法也被很多大陆学者接受，以为是不刊之论。大千世界，形形色色，各种事物总有一个决定它们为何所是的最终根据。然而，本文在详细梳理超越这个源自西方思想的概念，在其语境中的基本用法和意义的基础上，指出内在超越论不但根本误用了超越这个西方哲学的基本概念，而且本身也根本讲不通。天首先不是在外在于现实世界和人的意义上是超越的，而是在无限和绝对的意义上是超越的。

它表明规范的社会政治文化秩序与人世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一道应然与实然的鸿沟。在春秋之前，天就已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了，虽然在许多文本中的确可以将它理解为人格神，但它已经具有了哲学的含义。生趣丧、情绪恶，则贪诈、暴戾种种劣行由此其兴。

团体生活的建立要依赖统一中国，建立国权，这样使其秩序可以贯通到全国。而很明显共产党是自觉者。宗教多少解救了人们的自小自私，惜乎其先贬低了人生，隐伏很大的毒害作用，其为解救不免是欺骗性的解救(70)。一是因为帝国主义势力过于强大，二是与帝国主义的决裂会导致中国经济的困境。

……大抵理智要冷静才得尽其用，就必须屏抑一切感情。①我们知道，现代哲学中的理性(rationality)概念是由西方传人的，在其丰富的含义中包含有人类独特的思考力(与本能相比)，或者与信仰对应的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以及通过思考决定自己行为的能力。

所以只有辟出一条特殊的路来，既具有宗教一般慰藉人心的力量，但又无需主宰者的新的精神形态。西洋始既以团体生活过重，隐没伦理情谊。现代化的革命与道途，要俟素朴未琢的传统文化来指引，相辅并长、并行。至于第二路向(即中国文化路向——引者注)的文化开展，则早已为‘过去(历史)所决定，在那儿等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未来融合结果，而今日的中国，逐渐地开步向预定的道路前行了。

就从这里不期而开出了无所私的感情(impersonal feeling)——这便是理性。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问题之严重不仅在政治，尤其体现在经济上，如果直接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竞争，则困难重重，因此，必须依赖强有力的政府来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进，才有可能避免自由竞争带来的困境。他说西洋最为令人惊异的成就是征服自然的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中华文明的长处，则是社会秩序能自自然然地维持，而这种维持的力量主要可以分为教化、礼俗和自力，这三者都是人类理性的组成部分。至于教化，则所以启发人类理性。

中国的秩序则是由多数人造成，并由多数人所维持，不是通过强制，而是通过磋商获得共识。其实这至多是把人牵引到一起，或连锁不散而已。

在该书的第二章，梁漱溟指出中西思维方式的核心差异在于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和中国文化中的非论理精神。梁漱溟认为社会制度、礼俗习惯的形成固然有理性和理智的选择，但也有一些强制力的作用，因此，礼俗制度所以形成，主要是由三种力量构成。

(61)在他看来，划分敌我的斗争是收合团聚的最好办法，但这种斗争并不会制造仇恨，斗争恰成为团结的一种最好的手段，就其实质而言，则是因为依靠人心。因为无对，所以并不会产生出阶级的对立，不是靠制约来规范人的行为。(68)比较中西，梁漱溟认为西方近代文化侧重于智用，中国文化则偏于仁用。近代西洋发达了理智，中国古人则发达了理性。人与人之间从乎心则通而不隔，将会互相关顾的那个理性。(82)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第24页。

……有了他，社会秩序才是活的而生效。然人类历史发展身的(自发的)时代且将为心的(自觉的)时代所接替。

很显然，要纠正这些错误，就要避免盲目追随西方的认识模式，找到理解中国的关键。国家虽大，却是有局限的，而天下则不是。

其原文spirit一词，中文以灵性译之似未善。④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59-360页。

他分六点来描述这种新文明：一、新社会是先农而后工，农业工业结合为均宜的发展。这部著作显示梁漱溟十分肯定建国十七年所取得的成果，并乐观地宣称中国可能会先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由苏联并影响到中国的社会主义，虽然是对功利主义和自由竞争的一种翻转，但从手段上，也利用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总之都是对中国文化中王道仁义之风的背弃。(61)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257页。

他说：阶级斗争信非中国人所习知，而剥削非正义，反剥削为正义，则是理解的。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强调说，理性概念是梁漱溟文化哲学的支点之一。

(4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261页。他修正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关于文化三路向的说法，特别是对印度文明的问题鲜有谈及，而更着力于思考中西问题，并开始从身心的角度来谈论中西的差别。

(75)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443页。这事实上也可以看作是对于启蒙与救亡问题的一种回应。

也因为理性早熟，所以中国人强调身心合一，而不主张通过征服自然、采取殖民和剥削的方式积累资本。我刚一提到中国儒家的理性主义(我们的理性主义与其他各国——如法国的理性主义不同)，他就赶紧地告诉我说：‘理性只是一个工具，只能间接的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不能直接发动人的行为。六、新社会秩序的维持，是由理性替代武力。论文并在法国远东学院的历史、考古与社会中法系列讲座中以报告的方式发表。

‘理性这一概念是梁漱溟第二次文化理论建构的基本原理。首先，共产党革命的主要手段是阶级斗争，而中国社会并不存在阶级的观念。

从而引进了团体新生活，以代替伦理旧组织。集体本位主义也好，个人本位主义也好，表面似乎大相反，而实则其站在各自一方主张其权利而责对方以义务，正无不同，即同样是从身出发的，非是从心发出来的。

不过，梁漱溟认为，这条路在俄国是否算得上成功还需要时间检验，即使如此，中国想要效仿这条路也是不可能的。只是这中间的关系，他并没有清楚的交待(82)。